所以恩格斯说，要塑造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，就是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。环境不真实，人物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命，就可能是概念化的、虚假的，其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，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。但凡那些生动的人物，都是从典型环境中走出来的，没有荣宁二府，没有大观园，很难想象会有王熙凤、秦可卿、贾宝玉、薛宝钗、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人不是抽象存在的，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，人性都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，社会关系就是环境，所以艺术形象也必然是性格与环境的总和。
文艺作品中的人物，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，只要环境真实，个性鲜明，形象生动，人物就获得了艺术生命，就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，也就具有了审美价值，比如祥林嫂、闰土、阿Q、吴荪甫、葛朗台、李双双。至于人们怎么评判他们，那是另一个问题。民谚说得好，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处境来接受人物，人的处境不同，就会对人物有不同的评判。可见，环境、处境不仅对塑造人物至关重要，而且对受众欣赏艺术品也起着重要作用，这就是环境之于人的重要性。同时代的人，因所处阶层不同，就不可避免会有认识差异、情感差异。观点来自于“观”之“点”。
电视剧《狂飙》是一部反映扫黑除恶斗争的现实题材剧，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。彰显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这无疑是大多数人从剧中获得的审美体验。但是，也不可否认，对于该剧中高启强这个人物，网上出现了一些议论，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。这就需要认真分析高启强这个人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，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不同反应，从而为今后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提供镜鉴。
首先需要确认，该剧塑造的高启强形象真实吗？可信吗？很显然，这个人物立住了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。因为该剧写出了高启强从自由市场上一个卖鱼的个体户，是怎样一步步蜕变成黑社会老大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个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，是他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选择。他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个体户，起早贪黑，卖鱼为生。但是，他的这种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场“管理人员”唐家兄弟打破了，暗示他要送礼，否则，就要重新分配摊位，给他“挪个地方”。他为了保住这个摊位，硬着头皮去送礼，送去的价值七千元的电视机被唐家兄弟砸了，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离子电视机。他忍无可忍，与他们发生了冲突，结果他被拘留了。得罪了“管理”市场的唐家兄弟，摊位保不住了，大过年的还被拘在看守所。在自由市场上混，被市场恶霸所欺负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尤其是在放开市场不久，市场规则不健全而“潜规则”与“钱规则”滋生蔓延的那个年代，屡见不鲜。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现实而已。但是，高启强偏偏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察安欣，看不过唐小龙欺人太甚，替弱势一方高启强说了句公道话，摊位保住了。
安欣做了一件职责所在的正当事情，但安欣在高启强和唐小龙眼中是“权力”的象征，唐小龙从此不敢欺负高启强。实际上，唐小龙此前欺负高启强凭借的正是“管理者”的“权力”。高启强从这个事件中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，有人“罩着”，就能被另眼看待，甚至还能狐假虎威，借力逞能，办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。于是，他尝到借助外力改变处境的好处，巧妙利用一切资源，开始了他人生的逆袭，以至于攀上京海市建工集团董事长陈泰，走上了发迹之路。商场如战场，在那样一个开发大潮乍起、市场尚不规范、机会多于风险的跑马占地、鱼龙混杂的背景下，胆大心狠的高启强、高启盛兄弟应运而生，如鱼得水，玩得风生水起。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种掘金不择手段的畸形财富观念，贪婪过度，用力过猛，铤而走险，冲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，冲出了法律底线，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黑恶危害。《狂飙》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通过高启强、高启盛、唐小龙、唐小虎、徐江以及赵立冬、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轨迹折射了一种社会关系，折射了一方经济政治生态——官商勾结，曾经的“塌方式腐败”怵目惊心。而高启强这个人物引人注目，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，只是很少有作品把这类人写得如此“如鱼得水”。
那么，高启强会一直“如鱼得水”吗？
显然不会，因为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。一系列治国理政举措和新发展理念的贯彻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。强力反腐，扫黑除恶，大快人心，全社会有目共睹，极大地净化了社会环境，优化生态，社会正气和正确的价值观逐步形成。这种变化必然触及到每一个人。但是，曾经在过去环境中以不正当、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的人，走惯了黑路的人，总是难以摆脱路径依赖，不能自新。不能适应新的环境，必然被时代淘汰，高启强和他的保护伞赵立冬就是这样的人。
高启强是一个悲剧，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。他的“黑化”过程，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与一种无形外力裹挟的结果。他本来可以走一条正常的人生之路，但看到了“捷径”，由“斜路”到“黑路”，得以快速致富，出人头地，但毕竟不是“正路”，不是合法之路。不义之财，难免要把人引入深渊。这个人物引起的某种共情，一方面是他的平民出身，一出场就被人欺负，引人同情；另一方面，高启强的人生逆袭走的是“黑道”，首先就要与黑道人物交手，这个“黑吃黑”的拼打过程也给他带来某种光环，毕竟是“能力”的显示。尤其是在他发迹之后，携财富之光环而极具风采，衣着座驾，高档时尚。不仅如此，高启强还富有“人性”深情，可谓有情有义。
不过，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判断出现道德偏移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该剧过多地渲染了这种“光环”，而淡化了“黑”色本质。这就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提出了一个“度”的问题，不能过度依赖人物的才智光环掩盖人物行为的黑社会性质，也不能把哥儿们“义气”等同于人间正义，更不能以“私情”代替“公义”。西方有些作品对反派人物的塑造，有时就过分渲染此类人物的骁勇义气，大有“英雄”气概，引起观众好感，但无论如何，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、非正义的。所以，人物的行为动机才是一个人的根本价值的体现，这是人物塑造过程中不能逾越的底线。亡命徒不是英雄，枭雄也不是英雄，人物有自己的性格规定性，其核心就是人的行为动机的价值观。虽然说人性正邪两赋，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，但毕竟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人的性格和命运。
这一点，还希望影视剧主创在今后的人物塑造上把握得更为准确，不能为了反派人物的生动性、丰满性而过分给予“人性”加持，以至于光彩四溢，就逾越了善恶边界。
当然，必须看到，《狂飙》与一般涉案题材剧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不仅是写扫黑除恶，而且写出了一个好人是如何“黑化”的，写出了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复杂性、深刻性，真正揭示到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”。没有特定时期的土壤，产生不了这个人物，没有保护伞，这个人物也难以立身。一个人物形象的成立，依赖于典型环境，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。高启强这个人物，有很强的“时代”印记。
人，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，环境对人有塑造作用。但是，人毕竟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。走什么路，是自己的认知与选择。归根结蒂，价值观引导人生走向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。无论什么人、在什么岗位，无论遇到什么风浪，遇到怎样的诱惑，也就是说，无论处于什么环境，都要牢牢守住良知的底线，相信邪不压正。人间存正气，邪恶不久长，这是历史规律，也是人生规律。但是，人性的弱点总是心存侥幸，侥幸与不幸，一纸之隔，迟早被命运捅破。高启强看起来是一个强者，但他有致命的人性弱点，就是过分相信了权力和财富的力量而失守了道德法律底线，走向了深渊，令人惋惜。现实主义艺术的深刻感染力，就在于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，成为社会与人生的一面镜子，有“警世”“醒人”之审美功能，有助人向善的精神力量。
来源：光明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