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年有一场文学盛宴不能不提及，就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举办。从获奖小说可以看出，对现实的关注、对重大题材的重视、对刚健雄浑之风的呼唤，启示着我们的作家走出书斋，沉入城市与乡村，充分体验生活现场，表现火热的生活。

　　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

　　2020年7月，中国作协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，提出文学作品里的乡村就是中国的缩影，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。2022年，书写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佳作纷呈，其中较为优秀的当数付秀莹的《野望》、乔叶的《宝水》。

　　付秀莹的《野望》以清新、秀丽、温婉的文笔，书写一个叫芳村的北方乡村里的人与事。小说将笔墨集中在中年村妇翠台身上，写她家的家事，并宛若藤蔓一般勾连起她家的亲戚邻里。小说充溢着让人怦然心动的日常生活，流动着北方大地特有的醇厚与浩荡。关于乡村书写，21世纪曾经一度流行衰败、荒芜的基调，而在付秀莹的笔下乡村是蓬勃、明丽乃至诗意的。付秀莹深得孙犁诗意乡村的神韵，她为读者呈现的乡土世界依然是承载现代人心灵的归宿地。当下不少作家已在作品中放逐了风景，而付秀莹依然在浓墨重彩地铺陈景物。这些景物描写与写人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情景交融，让我们想起中国文学悠久的抒情传统。日常性是《野望》的另一个特点。小说是一部乡村日常生活的记录，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，也没有激烈的冲突，作家紧贴着日常生活去写，通过主人公的视角来写普通民众细碎的吃喝拉撒、邻里关系、婚丧嫁娶。看似流水账，却有着过日子的庄严感。小说还具有很强的中国元素，二十四章以二十四节气命名，从小寒开端，以冬至结束，在井然有序的四季轮回中完成了一个村庄的岁时纪事。小说触及了中国乡村内在的肌理，日常生活的细微波澜与时代风云的洪波巨浪互为镜像，让读者触摸到新时代乡村真实的心跳。

　　付秀莹在《野望》中隐匿了作家的主体性，而乔叶在《宝水》中则以城里人旁观者的视角审视乡村生活，书写新农村建设。小说主人公青萍在城市工作，丈夫去世，生活不顺心，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，于是她提前退休，到一个叫“宝水”的村庄做了编外村民。在宝水村的一年，青萍见证了新时代乡村的嬗变，目睹了新与旧观念的碰撞交融，爱上了乡村的人与物，治愈了失眠症，获得了新生和蜕变。不同于一般写新农村的小说，这部作品看似写得轻松、随意，实则严谨、丰饶。为了写好乡村，乔叶用了六七年时间来“跑村”和“泡村”，到了许多村庄，踏踏实实地体验乡村生活，对乡村现场所发生的鲜活场景十分了解。在《宝水》里，建设“美丽乡村”不是一句宣言，而是充盈着丰沛的细节、鲜活的人物。《宝水》的成功启示我们，作家真正沉潜到一线生活的现场，才能写好这个丰富而复杂的时代。有意思的是，从结构上说，《宝水》一如《野望》，也是在四季轮回中书写乡村，小说有四章，分别以“冬—春”“春—夏”“夏—秋”“秋—冬”为题，是岁时纪事，也是写一个乡村的生命历程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虽然两部作品在叙事上有别，但在呈现乡村生活上都是截取了生活横断面，以年为单位，遵循农事的节律，以大量丰盈的生活细节，书写新时代的乡村生活。这一点，与将乡村生活史诗化、意识形态化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小说有别，也不同于21世纪以来将乡村生活衰败化的写法。毫无疑问，这样的书写更接近新时代乡村的真实场景，也更能真实地展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。

　　地域写作有新收获

　　21世纪以来，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小说创作的亮点，几乎每年都有重量级的相关小说问世。当然，地域写作的主题并不局限在地理风光层面，而是和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、日常生活、社会变迁乃至事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　　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金宇澄的《繁花》叙述了上海的风俗人情，是上海既时尚又日常性的一面。而关于上海红色革命的一面，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并未被浓墨重彩地表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孙甘露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部有关上海的里程碑式作品，是新时代的“红色经典”。《千里江山图》叙述的是1933年早春的上海，围绕绝密的“江山图计划”，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秘密斗争，情节紧张，悬念丛生。作者塑造了一组革命者群像，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，让他们伫立在新时代上海的街头。批评家毛尖说：“外滩华懋饭店、世界大旅社、四马路菜场、北四川路桥、邮政大楼、南市老城区、法租界公董局、跑马总会、公益坊……小说涉及几百处地名，全部能在地图上被标记出来。这些地名集合起来，上海就有了自己的五官四肢。”正是如此血肉丰满的上海，才有了让革命者不惜以生命来守卫的理由。

　　王安忆的《五湖四海》写的是发生在江南水乡船上的故事，小说延续了她的《上种红莲下种藕》《富萍》一类题材的写法，具有鲜明的水乡特征。小说写的是张建设和妻子修国妹的故事，他们怎么从过水上人家生活的“猫子”，一步步走向陆地，在地上建房子扎根，又进驻工业园区，而后住进城里的别墅。王安忆有一种在文字里刺绣的功夫，《五湖四海》的细节一如既往地密实。江南水乡细密的生活，家长里短的丰盈细节，在她的笔下摇曳生姿，丝丝缕缕氤氲开去。那是人间的烟火，人心的幽微与人性的优美都有了纯银般的质地。因此，这部关于江南水乡的小说，没有某些农村题材作品图解政策的生硬，反而有一种和人物贴心贴肺的生命鲜活感，有一种寓宏大于日常的雍容与自信。

　　石一枫的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写的是北京与世界的故事。那豆和爷爷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，两人感情甚笃。爷爷去世后火化的骨灰被错领，那豆漂洋过海出国去寻找爷爷的骨灰，由此，胡同平民、革命先辈、海外劳工有了短暂的交集。小说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胡同的平民生活。那豆与爷爷讲话的京腔京韵，尤其是带有京味的贫嘴与逗哏，那种语言与行动之间透露出的北京本土居民的幽默与调侃、自信与从容，让人赞叹不已。这种骨子里的北京味儿，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，是外地出生而后来到北京生活的作家写不出来的。石一枫由此与一般的北京作家拉开了距离，成为书写北京的又一个代表作家。

　　从职场探索生存的意义

　　疫情下的职场，发生着许多变化。这方面的小说创作，以邓一光的《醒来已是正午》、左雯姬的《海上升晓日》为代表。邓一光写了大量反映深圳生活的小说。最新的《醒来已是正午》写的是疫情对深圳互联网从业人员的影响。小说主人公景随风大学毕业后，来到深圳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在互联网公司头部企业从事项目开发工作。受疫情冲击，企业利润锐减，大规模裁员，他也在被裁之列……小说的结尾写道：“景随风有些难过，他喜欢这座城市，它有一股野蛮生长的劲头，现在它还在生长，只是被套上了一具枷锁，看上去不再野蛮，不可能一意孤行了。”小说里的人物并没有沉沦，他们迎难而上，渴望再次找到奋起的机会。

　　左雯姬擅长写职场，她的《海上升晓日》写人们在被浓雾裹挟的艰难人生中如何找到生存的意义。小说充满了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，展现了庸常但本色、平淡的中年人生。小说写了一行人乘坐豪华邮轮出海旅行，在邮轮上，人是放松的，不再有职场的倾轧与尔虞我诈。但小说里无处不在的浓雾，依然提示生活的无奈与艰辛。小说浓墨重彩写了一次海上日出的场景，所有的人都站在甲板上，接受了日出的洗礼，热泪盈眶。也许，人们都需要这样一次海上日出，让太阳的光亮驱散浓雾，照耀自己艰辛但不断向前的人生之途。

　　展现中国风格与气派

　　贾平凹的《秦岭记》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。从《商州》《秦腔》《古炉》《老生》到《山本》，秦岭始终作为贾平凹小说的基座而存在，而到了《秦岭记》，秦岭已成为作品的主人公，从灵魂到精神，真正成为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山岳志。

　　100多年来，中国小说是以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为圭臬的。中国小说如何从内容到形式接续中国传统，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。而贾平凹始终是一个高度“中国化”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中国烙印。他的小说语言文白夹杂，散文化风格浓郁，叙事写人多涉民间鬼神文化。《秦岭记》具有鲜明的笔记小说特色，而笔记体小说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，可谓源远流长。此外，作家还在写作中糅合了《山海经》《水经注》等中国古代山川地理文学的长处。《秦岭记》由56个短小精悍的故事组成，写人记事，也书写山川、草木、百兽、神鬼，是将草木志、动物志、村落志、人物志汇聚成了《秦岭志》。这种散文化、碎片化的写法，颠覆了读者对于小说的习惯认知。显然，作家是在探索实践一种中国式的小说写法，表达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方式生存状态。

　　从语言、人物到情节乃至环境，阿来的长篇小说《寻金记》也有十分鲜明的中国风格。继《云中记》之后，阿来找到了言说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方式。《寻金记》的上部叙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四川边地一处金矿开采的故事，涉及边地开发、金矿管理、川军抗战、四川匪患等一系列历史事件。与《云中记》一唱三叹、回环往复的写法不同，《寻金记》十分注重故事性和传奇性，具有奇诡的民间色彩。小说叙事的老到，人物刻画的精准，对人性洞察的幽微与深邃，使得整个叙述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，标志着阿来的创作已达炉火纯青之境，显示了一个作家不凡的创作功力。